有话直说【中散】国际歌和中国摇滚：无歌可唱的轮回

编者按： 本文为读者投稿，作者中散，软硬通吃无忌口，冷热兼备不装逼，众声喧哗，做一个踏实写字的人。

1963年的高考作文题目有两个：《唱国际歌时所想起的》 和 《「五一」（国际劳动节）日记》

五一劳动节，我们倒还在以度假的形式过着；这首《国际歌》，确实不大唱起了。

当年出这道题的人，一定想不到，三十年后，这首歌会以一种离经叛道的方式再次被人们自发传唱起来。这种方式，叫做「中国摇滚」。

当年唱起歌的人，也不一定能想到，还不到三十年，这种叫做「中国摇滚」的文化产物，已经从石破天惊，再一次一无所有。

而今天我们所看到的，也许仅仅是一首歌的故事，却想不到这段故事背后，人们无歌可唱的轮回。

红 色 摇 滚

1871年5月28日，巴黎公社的最后一个堡垒被攻陷。次日，满怀热血的革命诗人欧仁·鲍狄埃写下了《国际歌》。1988年，作曲家皮埃尔·狄盖特为《国际歌》谱写了到今天广为世人所知的曲调。《国际歌》曾经是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的会歌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歌，曾经是苏联的国歌（后成为党歌）……直到全球化的今天，《国际歌》的内涵和外延不断更新代谢着。

在中国，这个过程尤为独特。1963年的人们想象不到「摇滚」，但早就熟悉了《国际歌》。

20世纪20年代初，瞿秋白第一次把《国际歌》翻译成中文，并将「国际共产主义」按照法文音译为「英特纳雄纳尔」。1935年，瞿秋白被押上刑场前，还在慷慨高唱着《国际歌》。

革命年代的号角，和全新写就的新歌，一同成为建设时期的背景音乐。文革时期的中央人民广播电台，清晨以《东方红》开始，夜间以《国际歌》结束。人们能唱的歌，和样板戏一样少。

而疯狂的日子结束后，人们突然发现，自己其实根本无歌可唱。

侯牧人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：赢球了，人们跑到天安门广场庆祝，不认识的人们相互拥抱，唱起歌来，唱的却是《东方红》和《大海航行靠舵手》……他感慨说：「中国的作曲家都死绝了么？！我要找一种音乐，在广场里，在这种时候能唱！」

那就是中国摇滚。

当崔健唱起《一无所有》时，只有简简单单的旋律和歌词，在现在看起来说不上多有力量，却在那时石破天惊。

而侯牧人自己最为经典的作品，就是《红色摇滚》合辑。

这张专辑里，在他的主导下，许多红歌被用摇滚的方式重新演绎：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》《娘子军连歌》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……后来加入「魔岩三杰」的张楚也在其中献唱了一首《社会主义好》。

这足够人们唱了。其实当时人们的要求很简单：真正能表达内心情感的，就能被传唱。而歌的来源有时候也会简单粗暴：在外国的曲子上直接填词，或者，把那些本来就能激起浪花的红歌以另一种方式重新演绎——总之，歌词是最重要的，有人们想要表达的东西。

正如国际歌一样：「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」和「要做天下的主人」是永恒的主题，最后要实现和颠覆什么并不重要，反正「英特纳雄耐尔」足够押韵，重要的只是「一定要实现」。

《红色摇滚》专辑里有一首《国际歌》，但这不是最广为人知的版本。《红色摇滚》出版的同年年底，一张更有里程碑意义的专辑出现了，那张专辑里的《国际歌》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更为熟悉的金属版本，那张专辑就是——《唐朝》。

无 形 禁 令

很多人并不知道，《唐朝》专辑出现时，是被勒令整改的对象：就是因为专辑里那首《国际歌》。

收录了《国际歌》的《唐朝》专辑很快被禁了，再被放出时已经少了一首歌。所以现在再去搜这张专辑的曲目，会有两个版本：一个有11首，一个只有10首。

其实危险的状况早已存在。1987年，崔健用摇滚的方式翻唱了《南泥湾》，受到了严厉惩罚：不仅离开了北京歌舞团，也开始登上各种黑名单。1990年，崔健的亚运巡演只巡回到一半，因为演出场面几度失控，被中途掐断。在那之后，崔健已经被国家电视台拉黑。

后面类似的事情不断上演着，比如1996年何勇公开调侃劳动模范，比如世纪之交的地下乐队里冒出一些政治犯人，比如今天有的小众歌手还会靠政治擦边歌吸引人气……但再也没有当年的活跃。

有的人将之视为可敬的抗争，有的人将之视为可笑的自作自受。因为敢于替人们发声而爆发式生长的摇滚，说了太多不该说的话，最终走向一个灭亡的轮回。

转行和转型的人们出现了，更加隐晦和无力的歌词出现了。中国摇滚的迅速滑坡当然不仅仅是政治的原因，但却避不开。

鲁迅在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中评价向秀的《思旧赋》，说「很怪他为什么只有寥寥的几行,刚开头却又煞了尾。然而，现在我懂得了。」

可惜，中国摇滚还远没有发展到需要这般「自我审查」的地步，就已经吐不出什么思想了。不能只怨社会，先天不足的中国摇滚，早已注定是以悲剧结尾。

也许，人们当初仅仅只是需要这样一个激励自己复活的声音，但根本没必要玩过火。曾经听着这些歌奋斗的人们，已经成功爬到社会的中上层；还在奋斗的人们，也会怀念这段属于中国摇滚的热血时光；唱歌的人们境遇差一些，但也都体面地生存着。时势造就了一些歌，可惜那些歌，只能属于那个时代了。

余 温 散 去

2013年，陈可辛的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上映，反映的是俞敏洪和新东方的励志故事。电影的开篇，响起了唐朝乐队版本的《国际歌》，三个事业有成的主演，踏着歌声、迎着聚光灯和招手的人群，走上象征着成功的演讲台。

电影中有句台词说的好，「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在某一天终结了」。但人们的激情还在。九十年代的民营企业家们，更务实地投入到经济建设中去，伴随着他们成长和前进的，是《一无所有》，是摇滚版的《国际歌》。

同样是将「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」，同样是「要做天下的主人」，不要说我们「一无所有」。

他们是真正的成功者。电影片尾闪过的中国成功企业家，提示着我们这部电影不偏不倚的中心思想。

他们才是时代的宠儿，唱歌的那批人并不是，那批人最终还是一无所有。在几十年后，企业家们、成功人士们买到演唱会贵宾区的门票，怀念青春和热血的岁月；台上的人，唱着不知是否会产生自我怀疑的老歌，在吹响过时代号角后，最终被抛弃。

唱歌的人被抛弃了，老摇滚的文化意义还在，除了激励成功人士前进，也成为消费社会中的下酒菜。

除了歌颂成功者，人们也确实会怀念失败者。2015年底，管虎的《老炮儿》上映了，这位曾经在1994年就拍过摇滚青年的导演，请来与崔健同为「大院子弟」的冯小刚为主角，奏了一曲失败者的悲歌。冯小刚拿下金马影帝的那一晚，剧组正在工体开演唱会。演唱会请来了崔健、唐朝、黑豹、赵传，也少不了演员阵容中的吴亦凡、李易峰、白举纲。

最尴尬的一刻，看上去冠冕堂皇：丁武和《老炮儿》的主演们一起唱起了国际歌——他自己倒是也在电影里客串了一把。当这几个人像老江湖一样站在台上，宣扬着理想和热血时，仿佛忘记了失落。优秀的年轻演员和歌手礼貌地追捧着前辈，但看不到传承。怪谁呢，他们也有自己的新时代。

那个年代和「中国摇滚」已经过去了，众声喧哗中，是和之前一样的寂静。要说还有什么代表时代声音的歌可以唱？我们依旧一无所有，依旧无歌可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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